碑禁现象对中国书法发展影响的研究报告

上一篇我们说了，处于多种因素的考量，曹操禁碑，因此，到三国曹魏时期（220-265），禁碑令一直得到认真的执行。

但这并不代表在曹魏时期就完全没有碑，因为《三国志》中有记载：曹魏初年，贾逵有碑；魏文帝（曹丕）时期，郑浑、徐庶（就是那个《三国演义》中进曹营而后一言不发的徐庶，他是老死在曹丕治下，并官至御史中丞的，小说中的记载并不确实）都有碑。而且我们现在书法取法样本中，还有《孔羡碑》《曹真碑》《王基残碑》《范式碑》等可供研究、学习、临摹。

那么，曹魏时期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在朝廷特许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刻立私碑，情形大抵有两种：1、朝廷直接下诏为大臣立碑，以示优礼。如《曹真碑》；

2、百姓或故吏上表请求为官吏立碑，朝廷“降敕许之”，以抚民望。如《范式碑》：

除此之外，帝王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立碑。魏文帝称帝时，为了表示自己无篡汉之意，君临天下是顺从天意，于是将群臣“劝进”的《上尊号表》刻在碑石上，又把《受禅表》刻成碑，这两通碑都露布于世；而魏明帝在太和四年下诏，将其父文帝的《典论》刻为碑立于宗庙之门外……。再有，朝廷之制还有齐王芳正始年间刻立于太学的《三字石经》碑。

可见，曹魏的禁碑并非禁绝刻碑之制，而只是为了控制私家立碑。

接下来是西晋。

西晋取代曹魏之后，武帝在咸宁四年（278）下诏重申碑禁，理由是立碑“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这当然是明面上的原因，其主要目的当然在于防止士族 中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及其门生故吏利用立碑颂德的方式，扩散“越名教而任自然”等异端思想的影响。或许也有积聚财力以备伐吴之需的考虑。

现在能见到的西晋碑刻极少，《皇帝三临辟雍碑》是纪盛的朝廷之制，《太公吕望表》是祭奠前贤，都不在禁断的私碑之列。《郛休碑》和《任城太守孙夫人碑》是私家墓碑，《郛休碑》说郛休卒，“天子闵悼”，显然是得到立碑的许可，估计《孙夫人碑》的刻立也领到了“许可证”。

因为禁碑政策严厉，人们把碑铭刻在小型的石碑上，埋入墓穴，以替代立于墓前的墓碑，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墓志。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西晋时期刻石之作大多是墓志，铭石书仍然是隶书。

“八王之乱”后，朝廷控制的立碑特许权名存实亡，立碑风气乘时而起。

然后是东晋。

司马氏流播江左的东晋时期，是门阀政治时代，一直是弱君强臣“共天下”的状态，纲纪不振。东晋初年，士族立碑尚需朝廷批准，此后碑禁松弛，人皆私立。不仅朝中士族好刻墓碑，地方官吏豪族亦然。今见《杨阳神道阙》和《爨宝子碑》，刻立的地点都是当年的僻邑荒郡，碑主既是地方官员，也是本郡的强宗豪族。

碑禁松弛，自然导致侈靡之风又起，于是，至东晋末义熙年间（405-418），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对，就是注补《三国志》的裴松之，“史学三裴”之一）鉴于“世立私碑，有乖事实”，建议“裁禁”。

裴松之是史学家，深知碑文“真假相蒙”的后果贻害无穷，强调禁碑的用意在“求实”，亦欲分别贵胄和寒素，关非一例禁止，但朝廷的决定是概禁立私碑的“并断”。自此以后的宋、齐两朝，碑禁又严厉起来。

至南朝宋时期，墓志成为“王公以下，咸共遵用”的葬制，“礼殊恒列”则用“哀策”。哀策也作哀册，表死者身份、谥号，用于帝王、太子及后妃，其功用类似墓志，因此“既有哀策，谓不须有石志”。

刘宋碑刻，北宋欧阳修以来的金石家所见，有《宋文帝神道碑》《爨龙颜碑》《慧远法现碑》《临澧刘使君碑》。《宋文帝神道碑》是朝廷所立，《慧远法师碑》是南阳宗炳所立，帝王、高僧立碑，不在裁禁之列。《爨龙颜碑》立于西陲的宁州，或许朝廷鞭长莫及。

此后的齐、梁、陈时期，禁碑政策虽有反复，但基本上是沿袭魏晋旧制，由朝廷掌握立碑的许可权。统一说起来，魏晋南朝的三百八十余年间，禁碑是通行的制度。

隋朝统一南北之后，对臣民立墓碑有了具体的规定，立碑制度是依官品等级“听立”碑碣，官吏拥有建立墓碑的待遇，即便民间的孝义之士也有“立碣”的资格，对于实行禁碑的南朝而言，是相当宽松了。唐朝听立墓碑之制，大抵是沿袭隋制。

隋朝颁行的立碑制度，作为中国重归统一之后的新章程，化解了传统葬礼习俗与禁碑政令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宣告了碑禁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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