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蓓容的古玩铺经营秘诀大解析

去年秋冬在北京大学古籍图书馆动手动脚找东西，偶遇一小册尺牍(索书号 SB.739.157.5428)，题名为“书札集锦”，内容颇散乱，上款有瑞卿、沧涛、厚民、仲年等，下款不一。[1] 有题跋一页，称“君龢集时人书札多页，装潢成册，其中以家文石公者为最。近年西学大行，尺牍虽小道，恐数十年后能此者殆无人矣。言之怃然。甲寅祀皂后一日，剑秋”。据册中信息及此落款，可推知此甲寅当为民国三年(1914)。册页裱边亦钤有“剑秋”朱印。[2] 内容大抵为清末民初琉璃厂几家古玩铺的往来尺牍。书画交易尺牍并非罕见，不过多由文人保留，故而那些信里，带货上门，提供一对一服务的行商远比集中开业的坐贾为多。[3] 古玩铺如何打理一份生意，似乎仍是不好回答的问题。本文虽无力尽发其覆，仍想借着刊布这份材料的机会，结合相关日记史料，略作申说。

这些信中，开头的四封上款一致，大略为“博古孙先生”，即博古斋的孙某人。下款亦一致，是一位住在兵马司中街的胡某人。由于那里不但是汉官青睐的卜居之地，更兼会馆云集，故未能判断这位胡先生究竟是谁。他的爱好十分集中，执着于清中期的书画作品。四札都很简短，罗列如下:

昨谈有梦楼书扇，望即交来手带回，不致有错。如有钱箨石画，亦望交下一看为妥。

王画等件刻已取回，望即过我一看。闻宝斋新得黄穀原画扇，望即交来手带回。价希开示。

昨日刘先生来说有钱箨石画扇面一个，望即交来手带回一看。如有别种佳画，亦望交下。

钱箨石册再加一两，作为十五两，至足矣，望与刘先生商之，如不肯售，即行送还可也。王画收到。

看来，尽管拥有开业店铺，交易仍以灵活的方式完成，有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地跑着腿儿传递信息，“昨谈”，不知是在店里还是寓所，“来手”，应该是胡家的下人，而“刘先生”，大约是博古斋的伙计。既然主顾渴盼一件钱载，那么店里收到钱载，就会赶紧上门报信。但买家大可以讨价还价，不急于立即求成，甚至看不出势在必得的心意:贵过十五两，他就不要了。此外，第二封信里，胡老爷要求孙先生上门看一看某张“王画”，不知是要卖，还是要请对方提供某些相关服务;这件事最后似乎没有做成，“王画”又回了胡家。[4]

此后两札，一封上款不明，另一封致“瑞卿先生”，下款均为“瑞臣”。[5] 这位“瑞臣”，倒不是厂肆中人，而应当是大名鼎鼎的爱新觉罗·宝熙(1868—1942)[6]，因为他提到了几件藏品。信曰:

有相好送观九龙山人《双柏图》，笔墨极佳，惟款字稍觉差(微弱)，即求代为审定，大约非二囗馀元不肯售也。

敝藏之宋元明四段画卷及袁耀金笺册乞交来手带回，苏汉臣美人亦一并交下。此外贵号如有好旧画(真宋元尤好，价昂亦不妨也)，望开明分毫不能少之价值送两三件来，今日下午约一西人来舍看画，可为代销也。

这两札反映出以下事实:一、藏家与店家的相对关系并不死板。请宝熙鉴定王绂《双柏图》的朋友，大约有意售出，所以宝熙写信告诉店家，既提出自己的看法，又请他们帮忙鉴定，且透露出友人的心理价位。这样的语气，可能是自己要买，也可能只是在给古董商介绍货源。二、在清末民初这样动荡的社会里，十足的“传统” 固然已消磨殆尽，而十足的“商业逻辑”，也不能解释人们的种种行为。一位曾经的贵族高官帮着一家古董行 “代销”书画，与传统身份观当然不相符。可是，他恰恰是靠着这稗贩骨董的营生，而在清帝逊位以后的新时代里维持了良好的生活。[7] 这种行为是否必然取酬，至今尚无明证;即使收取，那动机也不纯出于利益，多少带有几分人情意味。[8] 若要进一步观察和讨论清季的文物外流现象，恐怕不仅要关心成批流散的藏品，还要注意零星散出的情况。厂肆的流通条件本来相当不错，未必总需要中人牵线搭桥:花大价钱买东西的“西人”与“东人”，都非孤例。[9] 不过，宝熙的信更提醒读者:莫忘了还有一批面目模糊的倒爷。

这封信同时说明，一家店的生存，不止靠卖出，也靠买入，而形式常常很灵活。古董店颇似寄卖行，其行业性质，处在商业与服务业之间，并不能截然两分。例如，在一封下款难识，上款仅署“德珍斋”的信里，作者对自家藏品明码标价，言明《快雪堂帖》四十元，《诒晋斋帖》十五元，“若能出售，即来领款”。翁斌孙也曾“以文恭公五言隶对及龙虎字寄笔彩斋”，也就是把他爷爷翁同龢的遗墨挂了出去。[10] 可惜不知道店家的“盈利空间”是在此之上继续加价呢，还是实销之后提取抽成佣金。

寄卖不以前贤的作品为限。唐鲁孙讲琉璃厂南纸店，特别提到荣宝斋的伙计们交情广，文笔十分活泼:

想当年要找八位或十六位太史公写一堂屏条或是集锦折扇，如果找不对门路，您就花多少钱，也凑不齐，可是您只要找荣宝斋托他家去烦，准保如响斯应，约期取件，包不误事。在平时各位太史公，都有写好裱好的大小对联，临空挂在荣宝斋的客房，而且每位都定有墨润，如果您看中哪一副，店里还管代求上款。只要哪一位太史公一旦驾往西方极乐世界，马上就有人到荣宝斋搜购遗墨，不几天这位故去太史公的法绘墨宝，必定涨价，那可准极啦。[11]

作者身为北京旗人贵族后裔，毕竟得见琉璃厂最后一段繁华岁月。故而此语虽属小说家言，并不失真，更切实的证据又在翁斌孙日记之中。己未(1919)三月十四日，他到笔彩斋写了大字;次年(1920)三月十六，也在那里写了几副对联。[12] 翁氏常常在家写字。到店写字的行为，则应与寄卖相关。

且将话头扯回德珍斋身上，此册中不少书信都写给这家店铺。譬如继昌便条两张 [13]，上款人均为德珍斋经理赵沧涛。他曾经出现在名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风姿楚楚:“精赏鉴、善谈锋，置之文士中无以别”[14]。但经理只是顶层的“员工”，厂肆往往由实权人物开办。[15] 这家铺子的老板李鹤年(?— 1890)，同治间历任湖北、河南巡抚，后擢总督;两个儿子彦琦、文石“皆精于书画者”，[16] 所以德珍斋才能够盛极一时。

继昌的信很简单，其一只说看中了店里的一套蓝瑛画册，想用自己的藏品进行交换，因此要请对方把画册带到家里来;并提到之前留下的几件作品，表示已经筹措到银钱，打算当面点交。其二则是某次去店里逛过以后，“昨看匣内有徐俟斋观音小幅，我欲留之，望便中抽出交我可也”。看来，即使有店可逛，送货上门仍是古玩行业的常见服务模式。在这一点上，琉璃厂店家和五六百年前乘船上门带货的南方老同行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尽管南船北马大有不同，北方古董行也会跨省捎带货物。例如己未年正月廿五，翁斌孙刚从北京回到天津家中不久，镜古堂的伙计就带着他看上的两本明抄本《古唐类范》上了门。[17]

赵沧涛并不是德珍斋第一代经理。孙殿起曾经记录一位笔彩斋掌柜袁以德，字厚民。[18] 娴于掌故的陈重远正巧谈过，袁氏供职笔彩斋二十八年后，将原铺交与学徒陈东甫经营，又于光绪十九年(1893)开设德珍斋，五年后交给了赵沧涛。[19] 如今，又正巧，这部尺牍册能把线索补全——它收录了李鹤年之子李文石 [20] 写给袁厚民的便条，似可约略证明其家族与店铺的关系:这封信的语气和称谓都特别理所当然。而“晤谈”，也实在不像是闲聊:

到此三日，匆匆拜客，尚未暇赴铺中一谈，歉甚。闻有《双鬟伴读图》甚佳，明早望饬人送来一观为盼。明日晤谈，先此颂厚民老兄财喜。

且说一家店要兴旺，少不得几位得力员工;而彼此的“专业方向”，似乎又应当微有所别。册中有两札致“华亭”者。华亭姓杜，应该曾经供职于笔彩斋，因为他在翁斌孙日记里出现时，总和陈东甫搭着伴儿。[21] 杜氏的业务领域，最初也许偏向杂件，兼管装潢。客人看中了论古斋的大观钱，遂作书曰:

务即往购，购定见示，并为定制红铜墨盒为要。嵌钱于盒盖。若有便宜单个磁花盆及硬小圆桌，乞代留意。

另一札的语气更为直接:

前日冒雨而行，不知到京时雨止否，字画湿否，蔡大人见着否。现寄去画四块，可即付裱，并为装框，愈速愈妙。仇卷须加细裱，包首锦用若干，即寄纸样来可也。东甫有信否?想已离济南矣。

这两札一署“弢”字，一署“笏”字，其作者正巧都是翁斌孙。[22] 看来，古董行业的生意远远不止于自家店铺这一亩三分地。替客人跑腿，从论古斋买大观钱，是一种名为“搂货”的交易方式，并且具有独特的优长之处，当日曾十分流行。[23] 此外，代办装潢，出差备货，也都是常见情形。

今存的翁氏日记中，陈东甫、杜华亭的名字都出现了许多次。这两位不但陪翁氏逛厂甸、买东西、吃饭喝酒，还接送他往返京津两地的火车站，甚至还送他一百盆花。大家一来二往成了朋友，陈氏逝世时，翁斌孙殊为叹惋，也曾上门吊唁。[24] 此后几年日记残失，幸而老辈回忆尚可征引:翁斌孙、渠铁衣、于泽三醵资两万元，开起一家虹光阁。杜华亭离开笔彩斋，做了虹光阁的经理。[25] 鉴于札册题跋中的“甲寅”纪年，可以确知此册之成，还早于虹光阁之设立。故而这两札虽然不甚客气，倒不是老板在支使员工。

前述尺牍情况，尚可与各家日记相发明。而此札册谈及的选人、备货种种情形，却无他例可参，近于孤证。故不避烦琐，抄录如下。一札上款沧涛、瑞卿，下款家桐:

前在津时屡次面谈，尊处后进无人，如年底更动需人，弟详品石墨学徒李省三，其人精明谨慎，颇知用心，而又沉静寡言，再加之前辈指教，自为当行出色。明年石墨学徒期满，其志亦高，仍欲在厂中学徒。弟与厂中至好莫如尊处，倘年底更动，弟冒昧保荐李省三在尊处学徒。得蒙两兄成全，厂中多一人才，尊处又得一帮手，此两全之道。至石墨有碍情面，人各有志，为人师者更当乐从也。若弟一人保荐不能担当，再约一人亦可。敬祈酌夺示下。至盼至盼。特此奉恳，敬请均安。此事如承慨诺，再为声明，尤为秘密。

这位家桐也许姓马，天津人，画家。他保荐的李省三是否成功进入德珍斋工作，不得而知，仅知稍晚就有一位同名同姓的古董商，在天津的古玩商场里开业经营字画。[26] 这封信说明古玩铺的人事变动集中在年底，学徒期满，则可以自择下家，继续学徒;但需要保荐，且可能不止一人。而“人事变动”，永远需要谨慎小心。此种行业保荐制度，在前现代社会中甚属常见，它保证了行业在一定的熟人社会内发展下去，仅呈半开放状态。昔日琉璃厂店伙多为河北人，有时从同一家店铺学徒出身。这种现象与制度约束或有关联。下一封信就能展现出这种行业内的联系。此札上款厚民，下款彦奇，是本册中最长的一封信:

厚民三兄大人如见。沧涛十四日去京，迄未接来函，闻韩渐仪来函，友人始悉十七日到京，或是忙迫无暇耶?带去之货，能卖更好，否则存铺作门面亦可。前在上海又买树根桌椅二十馀件，闻与樊姓搭伙，及至走后，樊姓爬房不伙，此物远路带到北京甚不相宜，轮船大车上下搬运，极为费事。此物最怕碰损，非硬木可比，只好随后再说。所买之货得价否?伊在南边，水土不甚相宜，广东尤甚。河南虽是旧地，惟去家(?) 甚多，货恐难买。江南地大物多，银钱方便，若有工夫，总可有货。至于安徽湖南，亦是世人常到之处，知物不知价，尤易得到。不知李晴舫派张相公、赵老三去汴如何?郭治安生意如何?能勾动到咱铺中否?

京中户部失火，是否原旧之户部?折保(?)所移居之后门外兵将局，雨水甚缺，同(?)小有雨泽，却不甚大，银根极紧，百物昂贵，自因天津而起。昨京中有调袁世凯入军机，香帅南洋，魏调北洋之说，已奉旨否?香帅是否在京开议俄国东三省之事?弟徐州道出缺，已托查大到京面吏部者办切托招呼之事。闻魏午帅有向部请示应该补特旨折，或补候补班人员，大约部中总应先尽特旨人员清补。此次弟虽打第一，无如午帅不熟，湖南人抢得厉害，未必讲公道。现在去苏州求抚台，姑尽人事。成与不成，听天由命可也。庆邸处能有路否?弟拟借差到北京一行，面求庆邸，事或有成。惟年已五十又五，精神迥不如前。诸事委顿，不高兴去做。老哥亦可得懒且舒服，成天诸事不要操心，由沧涛办理，或在回京后歇夏秋后再来，年底再回，不要一定构(?)住多少日期。

和(?)之两千金，内中提五百兑回南宫，交妥友存放，不可置地，此钱仆养老之费，亦是一生辛苦，乐得安享晚年也。潮烟缺少，见信望速寄三斤。茶叶收到了，不必忙却(?)了。此布。即颂财安。沧涛均此。彦奇手布。初五。

晚清最著名的一次“户部失火”，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事，而袁世凯入军机则要晚至 1907 年。鉴于作信者的生卒年未曾查知，仅能根据信中提及张之洞的话，给此札一个稍为精准的系年，即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前后。当时张之洞曾参与谈判，事后便投入次年《归还东三省条约》的谈判工作，均属“在京开议俄国东三省之事”。这位作信的彦奇，开口就是“咱铺”，毫不客气之馀，又颇为亲切。他便是李鹤年的另一个儿子李光瑜。[27]

他显然关心铺子的备货情况。从信里的信息来看，远行采买极为寻常，但不必总是追求第一时间就将存货卖掉。有时遇到大宗货源，无法一力承担，便会与其他店铺合伙共买，此即所谓“伙货”，既可避免资金紧张，又能免于争夺。但远途运货及对方终止合约等问题，总会造成困扰。古玩行老板心里毕竟有一张全国地图，知道哪些地方货多易买，进价便宜。同时，他还要时刻关心行业动向，肚里揣着一整本业内人才的名录。友商生意如何，本店能否引进优秀员工，都是值得垂问的事情。

身为一名候补官员，当时李氏显然不在北京。虽不知他与掌柜有着什么样的交情，至少从利益而言，升官与发财总是能够互相带动。故而他颇为坦诚地叙述了谋官的心态:虽然求不上午帅魏光焘，巡抚大人处至少可以一求。此外，他还想去庆亲王那里疏通一二。至于是否有路子，反倒要问一问袁厚民。此外，他也询问京中局势、要员变动这些最新消息。这一切似乎透露出琉璃厂店铺的另一种作用:它不但为主家带来经济利益，当主家浮沉宦海，在内迁外放丁忧候补这些状态间切换时，店家在北京巍然不动，且以官员文人为主要服务对象，它是天然的消息站。对于那些由官员出资设立的店铺，此理多少都适用，虽然未必会进入开店之初的动机。

究竟是否还要再努力做官，李光瑜似乎很犹豫。既不放弃，也不一味热衷，甚至遥控着袁厚民提取出一笔钱，为养老做好安排。他为他的生计，店家为了生意，学徒为了下脚的地儿，往昔的世界就在这样无数条交错的逻辑链里运作着。这一册尺牍讲了太多稻梁之谋，学者或者要质疑，讨论这些事，与艺术史何干?

文章写到末尾，终于可以说出我的心里话了。在往昔的实际生活之中，人们并不需要亲自置身于某一条轨道，才能了解其发展与运作的方式。换句话说，只要亲近古董行业，都能感知到那是一门生意。身份不明的胡大人姑置不论。宝熙做了掮客，翁斌孙买着买着，和杜华亭交上朋友，最终雇了他做掌柜，自己成了虹光阁的股东。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即便对收藏家而言，书画文玩的品质问题，也应当置于生意的逻辑之下来讨论。它们有时是“藏品”，有时只是“货”。不同的情境牵引着人们的心态，真伪好坏重要与否，这个问题有着灵活的答案。

今天，作为学科的美术史难以触及这种灵活，可它在彼时彼地，却只是常识。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清中叶以来书画鉴藏研究” 阶段性成果。批准号:2020CF01202

注释:

1. 下文引用尺牍，凡出于此册者，不再注明出处。关于琉璃厂文玩业的论著虽不谓少，毕竟以掌故与描述居多，史事、论证俱嫌稍欠。此文因偶见史料，匆匆草成，亦不能超出此境界，但翼借机刊布文献，略考其人名事迹，以便学者征引讨论。感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提供访学机会。

2. 清末民初名剑秋者甚多，不能考实。然据《澄斋日记》《徐兆玮日记》《那桐日记》等，推断此人当是赵椿年(1869-1942)，字剑秋，江苏武进人。清末举人、进士，民国间任财政部次长、税务处会办、总统府财政顾问， 审计院副院长等职。

3. 以常情而论，行商坐贾不能截然两分。许多人既拥有店铺，也提供 上门服务;但在文人尺牍之中，“上门服务”的一面占了大头，以至于 我们不怎么知道商家如何开门营业，并打理这份生意。

4. 比如，胡先生可能想听听孙先生的“鉴定意见”(倒不一定是真假， 而是对作品在整体艺术市场中的地位之评估。当然也包括报价)，或者在如何装帧、修裱等方面，听听对方作何考虑。

5.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出版社，1962，第 225 页，清逸阁店东程某某字瑞卿。但这是一个极为常见的名字，不必执着于他究竟是谁。而琉璃厂人中，也有几位名为“瑞臣”的。

6. 宝熙，字仲明，号瑞臣、沈盦，宗室，满洲正蓝旗人，光绪十八年(1892) 进士，累迁数职，宣统三年(1911)后，曾任大总统府政治顾问、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等，又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等。

7.《翁斌孙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第 161 页:“瑞臣迩年以贩卖骨董为生活，颇有所获。天潢如是，可叹可叹”。

8. 做“中人”，本身就要与上下两方都维持良好的关系。此外，虽然不知道书画交易是否取酬，但翁斌孙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质田取酬的情形， “质价三千三百元，杨氏扣中金六十六元”，也就是 2% 的中介费。可是，翁氏这次质押，中人乃是朋友，情况又有变化:“实则中为佑莱、 振夫，不须金也”。即便中介费可能因行业不同而有波动，帮朋友做中介不收钱的情形，却可以是普遍的。

9.《乐嘉藻日记》，庚戌五月三十日(1910 年 7 月 6 日)眉批:“德珍掌柜言，去年卖一豇豆红与美国人，价一千二百元云”。文载《贵州文史丛刊》，2014 年第 3 期。第 130 页。《日记》中尚有“廊房取登等处古玩商善于装点色泽，售与外人，常得重价云”的记载。载《贵州文史丛刊》2015 年第 1 期。第 114 页。另外，福开森、冈仓天心都有从德珍斋买字画的记录，分别参见聂婷《福开森与中国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第 73 页。陈振濂《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 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 , 2000，第 108-109 页等。

10.《翁斌孙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第 127 页。

11. 唐鲁孙《北平琉璃厂的南纸店笔墨庄》，收入《南北看》，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 206 页。附带提一句，下文即将提及的名臣李鹤年，正是唐老先生的外公。

12.《翁斌孙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第 136、162 页。

13. 继昌(1852 - 1908)，字濂溪，又字莲畦。光绪三年(1877)进士， 光绪三十年后累任湖南按察使及江宁、甘肃布政使。

14.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 93 页。

15. 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是秘密。崇彝介绍琉璃厂万源南货店，便说其东主是“官江苏藩司多年”的恩锡;万源倒闭后，其地易为清晖阁书画店， 主人“为某部吏”。而这两家铺子，便是德珍斋的前身。同上引书，同页。

16. 同上引书。

17.《翁斌孙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第 127 页。

18.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出版社，1962，第 225 页。

19. 陈重远《老古玩铺》，北京出版社，2006，第 229 页;及《鉴赏述往事》， 北京出版社，1999，第 363 页。

20. 文石是号。李文石，即李葆恂(1859-1915)。

21. 翁斌孙屡次提及杜华亭，总是和陈东甫一起出现。参见《翁斌孙日记》，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第 123、124、126、148 等页。

22. 翁斌孙号弢夫，又号笏斋，见翁万戈编《翁斌孙事迹》，收入《翁斌孙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第 188 页。

23. 参见张慈生《天津古玩业简述》，收入《天津文史资料》第 34 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第 72 页。

24.《翁斌孙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第 55、148 页。

25. 此事陈重远、邱震生均曾笔及，大体一致;而对于虹光阁开业年 代，则有 1922、1923 两说。参见陈重远《鉴赏述往事》，北京出版社， 1999，第 53-57 页。邱震生《虹光阁与宝古斋》，收入《古都艺海撷英》，: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第 456-458 页。

26. 查孙殿起《贩书传薪记附古玩字画等业》，记有两家石墨斋，其一光绪间开设，与本文所论时间相符，仅记东主孟姓，徒崔俊如。其二民国三十五年开设，时代已稍晚，东主危立昌，徒名不详。见《琉璃厂小志》，北京出版社，1962，第 231-232 页。另外，在天津开业的李省三， 仅见张慈生《天津古玩业简述》，收入《天津文史资料》34 辑，天津 人民出版社，1986，第 74 页。张氏称大罗天转型为古玩市场在 1927 年 以后，则较本文所论的北京琉璃厂时代稍晚。

27. 彦琦、彦奇，均指李鹤年之子李光瑜，可惜生卒不易考察。古人在 非正式场合，并不总会坚持用正字写人名。关于彦奇即彦琦，还有一个旁证，即李鸿章致李鹤年家属之唁电，上款为“彦奇、石臣世兄”。参 见《李鸿章全集》第 35 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 82-83 页。附带提一句:石臣是字，名李光琳。

原文参见《艺术工作》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