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24-08-06 11:10
“衣冠南渡”,客家人的千年羁旅
最早的客家人研究来自近两百年前的徐旭,他在《丰湖杂记》中说:“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这句话概括出了客家人的迁徙历史以及精神血脉。
去广东之前,我在河西走廊巡游了一周,基本弄明白了月氏、乌孙、匈奴、党项、鲜卑、吐蕃、蒙古这些民族,是如何与中原发生联系的,中原帝国的兴衰存亡,是怎样压迫或吸引着边陲民族向西迁徙或东进中原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秦汉史》中说:“大月氏,是中国历史运动中第一次抛出去的一块历史碎片,中国这个太阳系统中第一颗流星。匈奴人把大月氏抛掷到中亚,同时大月氏人又把阿萨克斯人逼向西走,于是罗马人又不幸地领略到阿萨克斯人的响箭。”同样的原理,乌孙和匈奴又成了中原帝国抛出的第二块、第三块历史碎片和流星,尤其匈奴一直迁徙到欧洲,直接面对着东罗马的皇帝,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进程。
那么,客家人是中原帝国抛掷出的又一块历史碎片吗?是什么样的历史动力,迫使客家人一次又一次地南迁,抛弃故土,蓝缕于路,千年不绝?
《秦汉史》写道:“一方面是中原诸种族鼓其青春健壮的历史活力,向四周膨胀,企图扩展他们的天地,并从而突破加于他们的历史包围。另一方面,是诸种族一层一层地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并且不断向中原压迫,企图闯进中原。这就造成了中国史的紧张性,并从而触发了中国史之全面运动。”这段话揭示出了历史运动的规律,中国历史就是在中原与周边的冲突中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用客家人史诗般的南迁历程来对照这段话,你会发现历史学家对历史脉搏把握之精准。
大体上,客家人大规模的向南迁徙共有五次。强盛的汉朝之后,接下来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这几百年里,中原内部战乱不止,黄巾大起义,董卓灭东汉,魏蜀吴三国杀,好不容易统一了,西晋又爆发八王之乱,中原地区空前衰弱,根本无暇向外看。此时,边疆各部民族开始自发地从高处,从偏僻奇寒地带向肥美的中原迁徙。公元311年,匈奴攻破洛阳,俘虏了皇帝,还屠杀王宫士民三万多人。晋元帝率领中原汉族臣民从洛阳南渡,到达长江沿岸,史称“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向南迁徙。这段历史被称为“五胡乱华”。大汉朝曾迫使匈奴西进,而几百年后,匈奴又推动汉族向另一个方向撤退,这都是历史的板块运动的结果。
西晋衣冠南渡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内部纷争导致中国帝国的衰落,周边少数民族从侧面猛力一撞,中原帝国如被撞击的桌球一般,向相反的方向四下分散,直到不再受力才渐次停止下来。以后的历次南迁,其原因也基本遵循了这个规律。
第二次南迁,发生在唐末五代,安史之乱,黄巢起义,藩镇割据,又是长期战乱,又是胡人内迁,汉人再一次南迁,从河南、安徽渡江进入江西,再迁至闽西、闽南或粤北、粤东。那就到了如今的梅州了。第三次南迁在两宋期间,宋朝是个弱势帝国,金人南下,蒙古入住,再加上元末农民起义,还有客家人文天祥领导抗元,导致了空前的大迁徙,而且为躲避追杀,越来越向南走,主要从赣南、闽西迁至粤东、粤北。史书记载,南宋时期,梅州 “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给废。“再加上当时岭南赋税很少,就成了北方汉人迁徙的主要目的地。客家人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第四次是在明末清初,满族人入主中原,另一方面客家人内部人口膨胀,而岭南山地多,承载不了太多人口,这一时期的人口迁徙,主要从江南等地迁至广东中部以及沿海地区,有的还跟郑成功到了台湾。最后一次在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祸,尤其随洪秀全起义的主要是客家人,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大批客家人逃到香港、澳门以及海外,这一次客家人像蒲公英一样,被一口气吹得散落到全世界,成为如今的海外客家人。
由于《圣经》的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故事,成了人类历史最著名的迁徙史诗,其实这样的史诗迁徙,在人类历史上不可胜数,而中原汉人离开中原向山林进发的历程,也是历史迁徙的洪流中的一个支流,而且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惊心动魄的程度,并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迁徙。
如果有小说家或导演想再现这段历史,建议去研究客家人的族谱,客家人的族谱是最完整的。因为罗香林说:“中国的史书中多有帝王,却难见百姓的悲喜。族谱是中国人的另一部历史,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从中或可找到这个民族真正的灵魂。”
梅州:客家人的迁徙中转站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抚有蛮夷,以属华夏。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句话是左丘明在《左传》里记载古代楚人的。当我从敦煌出发,到广州,而后到佛山、梅州、河源,尤其从黄沙戈壁之间走出来,一头扎入梅州的碧水青山,这句话就在我耳边回旋不已。
在广东地界,梅州坐落于群山环绕之中,交通很不发达,但梅州山水极好,云雾缭绕,烟水氤氲,把无数山丘滋润得水绿。梅州有一个绰号叫“客都”,是全世界客家人的故乡,这里还保存着比较完整的客家文化。奇怪的是,我这个从中原腹地来的河南人,对梅州的客家文化并不感觉陌生,反而有一种微妙的亲近感。偶尔听到一句客家话,或客家妹子的一个举止表情,我会突然有点感应,像好莱坞电影里,某个寄居在城市里的野生动物突然支棱起耳朵,仿佛听到了荒野的呼唤。
之前对客家了解很少,只知道他们可能是河南逃难到广东福建的,他们是真正的古中原人。但当我真正站在这个地方,才直接感受到了这是一个奇异的存在,一个特别的文化体系。客家人长得肤色白净,挺鼻大眼,身材修长,跟广东“土著”相去甚远,反而跟北方人更加接近。跟我同行的《欧洲商报》的总编辑张新峰,虽然年近七旬,但身形颀长,面容清癯,很有我古代谦谦君子的气质,他就是广东客家人,而当地人绝不会有这样相貌。
导游是一位客家妹子,娇俏伶俐,很有人缘,我问她祖籍哪里,她清楚地说出自己祖籍山西,某个朝代迁到梅州,自己是第三十几代子孙,家里还有完整的族谱。我非常吃惊,她说梅州人人都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自己是多少代,祖籍在哪里,这个不敢忘的。
在客家博物馆,我读到下面的段落:“客家人之根在汉族。客家人之源,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在河洛,所谓河洛,指的是黄河、洛河。广义上的河洛就是黄河中游、洛河流域这一广阔的区域。狭义的河洛就是洛阳。根在河洛的依据有三:①家谱记载,很多客家族谱都记载先祖居住于河洛。②泰山石敢当的传说。③客家文言;是一种官话,很像中州的河南话。河洛的范围应包括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汉水流域以东、淮河以西的中原旧地,其核心在河洛。”
根在河洛,我的家乡离洛阳并不远,五月份还去了洛阳龙门石窟,站在千年洞窟石像前,发呆,白日梦了一下圆脸大耳的唐朝人的日常生活。现在我知道,唐末,很多洛阳人离开了故土南迁,最远的也许已经到了梅州,唐朝洛阳人住进了梅州的山里。客家研究大家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中提出:南方的汉人其血缘较北方汉人为纯粹,从血统源流上客家本是中原正统汉室子孙。
那么,我这个现代的河南人、浓眉大眼的北方汉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在河西走廊的旅途中苦苦思索的月氏、匈奴人的迁徙,少数民族诸族与中原汉族的冲突与融合,他们与客家人的南迁有某种联系么?
我从哪里来?逝去的中原人
从甘肃游到广东,再联想到家乡河南,我又回到了“我是谁”的问题上来。一路追随着古人的脚步,看一群人从河西走廊进入中原,草原牧歌渐渐变成田间小调,再看另一群人从中原匆匆退走,扶老携幼向南行进。而这个民族迁徙的中转之地,兵荒马乱不断的中原,就在我出生的河南。那么,我这个现代河南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虽然由于族谱不存,几乎找不到答案,但并不妨碍我对这件事好好地探究一番。瞎琢磨以后发现,我这个现代中原人,跟河西走廊,跟广东客家,竟然都有某种不清不楚的联系。
我家乡在河南濮阳,古称澶州,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地,北宋寇准签下澶渊之盟的地方。我们家姓李,逃荒到河南,族谱早就没了,只能上溯到我爷爷的爷爷。我曾不止一次问起李家的历史,老辈人只知道从山东东明迁过来的,再往前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我爸爸在本家族最有学问,他说我们先祖可能是李世民帐下一牙将。
从我们家族的长相上,确实有胡人之相,鼻子很高,眉毛浓密,眼窝深陷,不喜欢农耕,天性懒散。如果我父亲说的靠谱(这个只能存疑),先祖曾是李世民的部将,而李世民自称陇西李家,有鲜卑人的血统(据好事者考证,李世民有75%的鲜卑血统),也许我还有点鲜卑血统?只有天知道。元末朱元璋起义,江山打下来之后,中原地区已经没了人烟,古代河南人基本绝迹,朱元璋和他的子孙就开始以山西为移民基地,从西北往中原移民,我的先辈可能在那个时候到了河南。
早先的中原人哪里去了?一部分除去战乱灾荒中殒命,一部分逃到南方成为客家,一部分留下来跟外族融合,这个应该是确实的。我相信我们这些新移民,不如古河洛人、古中州人那么有文化,因为当时能够南迁的人,要么是王宫士族官宦门第,要么富有冒险精神,具有经济实力,而留在当地的多为贫苦人家,留下来和西北、北方来的蛮族一起生活。但由于向南迁徙的过程很漫长,新旧中原人之间,必然有一个交叉融合的过程,一个文化的过渡,所以现在的河南人还残存着一些中原文化,这一点从农村葬礼仪式上能依稀看到。我没有专门研究比较,我们北方农村和客家人的传统习俗,应该能找到某种“亲戚关系”,尽管这种基因已经大为稀释了。
以我不靠谱的猜测,现在的河南人,应该是古中原人有一点,各朝代的匈奴鲜卑契丹蒙古都有一点,山西移民占相当部分,经过千年的融合,早已分不清哪个族了,反倒成为如今汉族的主体。这完全没有证据可言,只是一个现代河南人对自己身份的猜想,是我在河西走廊、广东客家旅行途中,被中国民族迁徙流动的大河所震撼而引发的联想。
逐鹿中原,这个无数古代英雄的人生理想,却是中原的灾祸之谶。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随着灾荒与战乱,随着大规模的南下迁徙,河南这块中原的母体日渐贫瘠,文化也走向粗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今天的中原人,也许能从注重文化礼教的客家人身上,依稀看到古中原先辈的余韵?